党氏名人之三十六党玉琨（清末民初）

党玉琨(1887---1928) 陕西富平人，早期革命党人，又名党毓坤，字宝山，小名根宝。陕西精国军将领。党玉琨可谓破坏周秦文化的千古罪人，同时堪称与孙殿英、靳云鄂齐名的民国三大盗宝枭雄。1928年9月5日，被宋哲元部击毙。

关中反清刀客

党玉琨因早年在西安与清军刘世龙部遭遇时，脚部受伤故走路时一只腿跛，故被当地人称为“党跛子”。党玉琨在青少年时期是在饥寒交迫中度过的，家境贫寒。稍长时在西安、北京等大城市的古董商店里当过学徒，后来成了富平县北部一带的著名刀客，辛亥革命时投到了盘踞在陕西凤翔一带的地方军阀、靖国军首领郭坚部下，历任排、连、营、团长。后任陕西精国军第一路第三支队司令。1921年8月，冯玉祥整肃陕西军阀，郭坚因不服管束而被西北军打死，党玉琨率一部分残兵败将逃到陕西醴泉县驻扎。1926年2月率部再度回转凤翔。玉琨盘踞凤翔，俨然自成独立王国，其部队纪律废弛，苛索强搜，杀人越货，横行一方，民无宁日。加上党玉琨本人鸦片烟瘾特大，烟酒嫖赌，恶习俱全，生活特别堕落。他的小老婆党彩霞，乳名“婉”、外号“小白鞋”，竟任党的卫队营营长，招摇过市，作威作福。党玉琨还先后派其部下，大肆盗掘西府一带古墓葬，窃掠了大量珍贵文物，据为已有，供其挥霍。因此，当地百姓无不恨之入骨。

割据一方大肆盗宝

1925年曾率部参加了西安守城战，曾亲率精锐和陕军各部在三原与镇嵩军作战。战后所部被改编为国民联军第十二路军第一师，党任师长，辖贺玉堂（春轩）、吕振斌（勇芳）、张万胜三个旅。1927年又被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南路军第三军第一师，冯玉祥为掌控陕西，借响应北伐号召之名，趋陕军出陕，一时间，陕军各部被搞的人心惶惶。纷纷离开陕西境内。杨虎城、卫定一、田玉洁、李虎臣等也都被派往各地前线。唯党玉琨秘密与南路军总司令岳维峻接洽，达成协议，让党部紧派吕勇芳旅随岳维峻南下武汉，响应北伐。党自己拥兵自重，依然留守宝鸡。遭到冯玉祥的嫉恨。驻凤翔期间更是为了扩充地盘和军事实力，委任旅长贺玉堂为盗宝总指挥勾结地方乡绅杨万顺动用千人民工对斗鸡台一代的秦汉古墓群进行了大量的盗掘。盗取了大量的青铜器和玉器，其中以珂尊最为著名和珍贵。一部分国宝流落到了海外。由于冯玉祥与陕军各部的矛盾不断升级，双方皆有将对方驱逐出陕的目的。一场不可回避的军事冲突已不可避免。李虎臣首先与远在南阳的豫军樊钟秀达成共识，决定起兵反冯。1928年5月联络耿庄、段懋功等举兵围攻潼关，同时又党玉琨、何毓斌、赤亚武围攻西安。但由于陕军各部各行其是，无法达到统一指挥，再加之宋哲元迅速从洛阳回援，是陕军此次倒冯失败。随后党玉琨听从参谋长曹耀南建议，积极与远在南阳的岳维峻联络，求其支持。是年腊月，党命部下挑选鼎、簋、卣、斝各一件附信派人送给岳维峻，岳立即派一名副官率一排武装化装成便衣，从卢氏、商洛一带沿秦岭进至凤翔，送给党玉昆手提机关枪二十挺、水机关枪十挺、山西造圆盘机关枪与各式子弹若干、南阳绸数十匹。来人并带岳维峻致党玉昆帛书一封，缝在副官身上所穿的烂棉衣领子内，拆信时党部高级军佐等人均在场。据党的随从郑毓文回忆，信系用毛笔书写在一方白绸上，字大径寸，内容如下：宝珊师长我兄大鉴：别来无恙?春轩、耀南、怀芝并各兄均好。前送古物鼎、簋、卣、斝并手札一纸均收悉，谢谢！兄于戎马之中，酷爱鉴古。闻斗鸡一地多有古物出现，此皆吾兄之功矣。今弟率各部盘桓出关，实皆不得已之事。望兄万勿轻举妄动，死守凤翔以御外侮！如能为陕军保一食之地，则万幸也！弟岳西峰拜启。党玉昆收到岳维峻所送武器及书信物品后，信心大增，立命部属整治城防，矢志固守，同时复函岳维峻，誓死守卫凤翔。另送银元八千，斗鸡所出两周古玉数件，均分别装在五口皮箱内，交岳维峻副官并来人顺原路带回南阳。于是，党玉琨便积极备战，决心与宋哲元决一死战。

魂断卧牛城

凤翔为古代关中西部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古称“雍州”为周秦王朝的发源地。而凤翔城更是以城高池深而易守难攻，人称“卧牛城”1928年5月，宋哲元经请示冯玉祥同意后，调来张维玺的十三军回陕增援。宋、张见爬城硬攻牺牲惨重，且久攻不克，甚为着急，便改用掘坑道轰倒城墙的战术来攻城。坑道是从县城东门外“东湖”西北角喜雨亭附近一家民宅开始掘进的，距城墙约200米。先从地面向下挖约四丈多深，再向城墙方向掘进。坑道顶部和两壁均用坑木支撑，以防塌陷，有渗水或稀泥处，则用棉花、被盖等物铺垫。约半个月时间，坑道终于挖到城下，并在那里挖就一座约一间房子大小的放炸药地下室，然后堆置七棺木炸药，共约4000公斤，并接通了电线。一切准备就绪，宋哲元亲自指挥，并规定在坑道炸药爆发的同时，1500门野炮、山炮、迫击炮，每门须向城内发射100发炮弹。500挺轻重机枪，每挺对准城墙垛口要发射500至1000发子弹。

农历七月二十二日（公历9月5日）上午10时，总攻击开始，宋哲元指挥工兵按下电钮，只听雷鸣般地轰隆一声，城墙摇晃摆动了两三下，然后像火山爆发似地浓烟直冲云霄，城墙上便出现了约一、二十丈宽的大豁。此时炮弹声、枪声、冲锋号声和杀喊声铺天盖地，震耳欲聋。只见攻城部队从豁口蜂拥而入，经过激烈巷战，凤翔城终被冯军攻占。

此役党玉琨部死伤官兵约两千左右，其余5000多官兵全被生擒。党玉琨在乱军中被击毙，党的小老婆“小白鞋”连同不满周岁的婴儿也被活捉。城内无辜居民葬身炮火之中的约在万人以上，凤翔城内死尸遍地，一片焦土。军阀混战给凤翔老百姓带来了空前的灾难。攻克凤翔后，冯部宋哲元还缴获了党玉琨盗掘的西府珍贵文物近百口大箱，其中有周代大铜鼎、秦穆公时的车、盖、碗、盘、金马驹、如意石等，后由专人押运西安。据说，这批珍贵文物，除少数为部分将领据为己有外，后来大部分换了武器弹药。

宋哲元屠杀俘虏

冯军攻克凤翔后的第二天，宋哲元找张维玺商议，要把俘获的党部5000多宫兵全部杀掉。张起初并不同意，认为这样未免太残忍和不人道，但在宋的坚持下，为震慑各地陕军，张亦放弃了自己的意见。于是便开始了一场骇人听闻的凤翔大屠杀。

大屠杀的刑场，设在凤翔城东八里纸坊镇东头关帝庙前七、八十米处的空场，空场南边有一眼约几十丈深的大枯井，宋哲元觉得这是坑杀俘虏的一个理想场所。时冯部十三军手枪营，即大刀队驻在关帝庙西侧一民房大院里，在那里看押着党部500名俘虏官兵。宋哲元宣布由手枪营执行杀人任务，并亲自参加监斩。

农历七月二十五日上午8时，关帝庙前警戒森严，如临大敌。宋哲元等将领坐在庙门前，宋亲自下令开刀。每个俘虏由两名士兵架着胳膊飞跑到枯并边，喝令跪下后，由预先排列好的50名手执大刀的刽子手轮流行刑，手起刀落，人头立即滚入井中，接着将尸体踢入井内。杀完一个，紧接着又架上来一个，照样依次行刑。执刀的刽子手每杀上十个八个，就已满身溅血，刀钝臂酸，手也软了，遂由后面的刽子手依次接替。“有的俘虏被架到井旁喝令跪下时，为了避免挨刀断头之苦，连跪也不跪就活生生地扑进井去；有的俘虏被架到井边时，早已神魂离窍像泥块一般，使刽子手无法下手，也就只好一脚，不死不活地把俘虏踢入井中；有的俘虏跪下之后，脖子挺得较硬，只消一刀即可人头落地，立时毙命；而有的俘虏由于吓得魂不附体，脖子挺不起来，一刀不能断气，以致连砍数刀，因疼嚎叫，那种怪声使人惨不忍闻；而有些刽子手则是初次杀人，当手举刀落时，手腕忽而软下来，只能砍进三两分深，这就使被杀的人，遭到了最大的痛苦，当然更会哀嚎乱叫起来”（见张宣武《宋哲元杀戮陕军俘虏五千人目击记》）。

在大屠杀进行中，宋哲元坐在关帝庙前，边喝茶，边谈笑，若无其事。宋还召集各部营以上军官，到现场观看行刑，且让数千群众站在警戒线外观看。500名俘虏大约杀到多一半时，有一年青俘虏被架至井边正要行刑，忽然从人丛中跑出一位农民老汉，抱住那位俘虏大声哭喊说；“我的儿子是‘党跛子’拉去当兵的，你们要杀我儿，真是天大的冤枉。如果一定要杀，就请把我杀掉。”经苦苦哀求，坐在宋哲元旁边的张维玺抢先说“请总指挥饶他一条性命吧”。这个青年是此次行刑唯一死里逃生的人。

党玉琨可为破坏周秦文化的千古罪人，同时堪称与孙殿英靳云鄂齐名的民国三大盗宝枭雄。

青铜器大盗----军阀党玉琨

在政局动荡、战乱频仍的民国年间，当时霸占一方的各地大小军阀均是各自为政，国民政府既无力支付他们的军饷，也无法约束他们的行动。在这种情况下，任何军阀要想扩大实力、称雄一方，就只能靠自己，也必须靠自己了。

那时候，军阀混战，社会动乱，广大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诸多自立为王、各自为政的大小军阀，为了筹集军饷、扩充实力，并使自己发财致富，真是挖空心思，不择手段，想尽了一切可能的办法。

一方面，他们横征暴敛，加紧掠夺贫苦百姓，疯狂搜刮民脂民膏；另一方面，在残酷压榨活人的同时，他们又打起了死人的主意，居然挖地三尺，掘墓盗宝，连埋在地下作古多年的尸骸也不肯放过。其敛财之道，可谓无所不用其极!’ 陕西的一个地方小军阀党玉琨所精心策划的斗鸡台盗宝案，正是众多同类案件中比较著名的一例。： 20世纪20年代末，在陕西宝鸡地区流传着一首民谣，其中说道：“党拐子，土皇上，派出土匪活阎王；活阎王指挥穷人把宝挖，抬脚动手把人杀。斗鸡挖宝八个月，真把百姓害了个扎!”

这首民谣中所说的“党拐子”，就是斗鸡台盗宝案的主谋者和指使人党玉琨。

党玉琨是陕西富平美原党里村瓜党堡人。据党毓昆之侄党督敬及诸多知情者介始，党毓昆又作党毓崐，部分记载与回忆又称党玉坤、党玉琨、党雨昆等。字宝山、宝珊。乳名根宝，因排行老四。故又称根宝老四,民国初年抗击陈树藩部刘世珑连围剿伤及右股，自此江湖上一概称其为“党拐子”、“党跛子”，真名却很少被人提及了。(富平剧团丑角党智国是他儿子).父母都是老实巴脚的庄稼人，家贫常至不能举火。兄弟姊妹六人，除二哥党炳儿后来做过秦陇复汉军大统领张凤翙的贴身马弁(号称十三太保之一)以外，其余全是农民。他从幼年时起便不学无术，厌读诗书，也不愿从事家务和生产劳动，而是整天和一帮地痞流氓混在一起，吃喝嫖赌，无恶不作。他为人狡黠奸诈、刁钻善变，尤其喜欢聚众赌博。

党毓昆早年混迹于东府大刀客杨生娃所部，所好唯有打家劫舍，杀人越货。他之喜爱古物珍宝，实与一位名叫武观石(革命烈士武梦名之父)的人有关。按武观石为民初关中奇士，于右任的好友.《西北革命史征稿》有其传。文曰：“武钧，字关石，富平人，少跅弛、不事家人生产，溷迹博场，赌胜取赢”；“工于书，博问强识，鉴别书画碑碣古玩，遇可珍，不惜重金以购之”。除此以外，张扶万(鹏一)民国八年(1919年)十一月初八日《在山草堂日记》又记其“以办烟膏收富平之财，富盛一时。以重价买古董金石书籍字画，远近数县，无不知其人”。

党毓昆在美原一带打家劫舍出名后，武观石慕其英雄，数嘱刀客胡彦海等人介绍与党相识，结为兄弟，朝夕相伴，所以王应乾《武观石调解岐山战役记》有：“武鸿钧，字关石，富平人，性豪爽，喜接纳，凡社会中各阶级无不深悉其底蕴，而接交首领，尤与富平刀客党玉琨称莫逆”之说。党毓昆受武观石之熏陶，未几即热恋古物，智识大进。因此党睛梵《华云杂记》曾如是记道：“君(党毓昆)受其同乡赏鉴家武观石之薰陶，能识别铜器，真赝无不立辨”。在西安的古董商店里当过学徒，经受了富平武观石等古董商的熏陶和点拨，见过不少古文物。久而久之，便成为此中行家。他特别善于识别铜器，真品赝品一看之下便知分晓。

后来，一向极不安分的党玉琨弃商从戎，先是投到了盘踞在陕西凤翔一带的地方军阀、靖国军首领郭坚部下当小头目，历任排、连、营、团长。因他十分精于钻营之道，懂得怎样投上司的喜好，所以较受郭坚的赏识。但好景不长，1921年8月，冯玉祥整肃陕西军阀，郭坚因不服管束而被西北军冯玉祥部下赵登禹生擒后枪杀，郭的部下李寺被冯玉祥委任为该军头领，带兵驻守凤翔。

党毓昆盗攫文物的活动始于1917年8、9月间耿直西安起义之时。当时参加起义的王珏部队乘混乱之际在南大街一带抢劫商号、民宅，党毓昆见状颇为不满，企图自粉巷进至南院门古董市场抢劫。只是因为耿直的坚决反对与战局逆转，才迫使党毓昆不得不敛手告退。西安起义失败后，党毓昆部随郭坚开至礼泉、乾县、岐山一线。因给养困难，郭部遂在西府一带横加抢劫，其中遭害最甚者，莫过岐山富户宋金鉴家。宋家世居岐山，数代官宦，迭有收藏。党睛梵《华云杂记》记宋家：“擅楼阁花木之胜。有书十万卷，牙签宏富，为关辅冠。尤搜罗三代铜器，不小数百余事。其中最名贵而富有历史性者，即大小盂鼎”。

郭坚纵兵开抢宋家后，党毓昆部即于是夜破门入室，尽劫所藏。为掩盖丑行，黎明复燃火焚烧，一时火光冲天、烈焰炙人，附周几十里举目望见，惊以为神!所谓数代名园，旷世绝物以及雕樑画栋顷刻间皆化为灰烬。

对于郭坚、党毓昆所部的暴行，当时的新闻媒介绝少予以报道。其后有受北洋政府命令来陕西调停战事的划界专员张瑞玑(衡玉)先生曾在发给北京大总统段祺瑞、上海总代表唐继尧等人的电文中，含糊其辞地宣称郭坚军“马足所经、奸淫焚掠，惨无人理。入关一路，商民妇孺。遮首哭诉，喊冤递呈”；“岐山一县焚烧房屋二千三百家”。又有张扶万先生民国十一年(1922年)正月十七日《在山草堂日记》所载:“访学甲，同徙殿岗北处谈。岗北言郭坚前在岐、凤残酷不可言。其部下自名为土匪，故所过分地，一无所遗。岐山宋姓为翰林，富著一邑。其花园近在城南，纵火焚烧之。书籍无论新旧，概付之一炬。古董字画，逮为徙来交际之用，到处荒凉，不能备言”。这里张扶万先生虽未明指党毓昆其人其名，但据刘安国、阎秉初等西安耆老言，党毓昆当年确曾参与劫掠焚烧宋家花园的活动，其罪行是不可否认的。

1924年10月，党毓昆部移驻礼泉(党任团长)，司令部驻县城豪富罗家大院。为搜括文物珍宝，党命部下招徕各处古玩商人为其四处寻觅。前来罗家大院的西安古玩商铺计有德源长、荣茂斋、悦雅山房(?)等。党毓昆通过这些人先后在西安、三原、风翔一带觅购字画、玉器、瓷器等近百件之多，一部分后分送军界诸友与上司，所留者以宋哥窑瓷瓶、金三彩瓷尊、清康熙孔雀绿小瓶、雍正款磁缸、乾隆款苹果红磁壶、道光年制玉如意等为最。其中玉如意两件，原系清代韩城王杰(字伟人)家物，后由西安古玩商苏桂山等在三原购获交党毓昆。此物主杆以楠木制成，面镶翠玉、玛瑙，主杆嵌以金、银花，十分精美，据说为乾隆帝御用，后赐予王杰。党毓昆得此二物后，以其中一件售于上海大古玩商吴启周，得现洋伍千余元。

除雇用古玩商人四处觅购之外，党毓昆还将魔手伸人民间，再施劫掠之法。时礼泉城北泔河岸边农人掘地得商周铜器卣、簋、爵三件，品相极好，器盖与器身均有铭文。事为党毓昆知晓，遂派县知事陈锤秀、税局长樊培伙同第八连连长党昆生以征税为名，强行劫获。后几经辗转售于河南南阳某驻军，得子弹一万发，机枪两挺，手枪三支。

1926年4月，党毓昆率部进驻西府名城风翔。不久，升任陕军暂编第一师师长，师部驻城内周家巷周家大院。周家为凤翔巨富，广有收藏，藏品中以清光绪二年(1876年)赠送陕甘学政吴大澂愙鼎为著名。党部驻此后，尽劫所藏，又疑地下另有宝货，继而纵兵大肆掘挖，致周家大院墙倒房塌，一片狼藉。

正如俗话所说：“财大方能气粗”，“有钱能使鬼推磨”。一心想称王称霸的党王琨心里当然明白，钱财才是打造实力、扩张势力和巩固权力的真正基础。但同时他也深知，在国困民疲、人穷财尽的现实情况下，仅仅凭借横征暴敛、搜刮民脂民膏是很难达到目的的，故而还必须另辟蹊径，广开财源才行。

素有“古董癖”的党玉琨很知道文物的重大价值，明白古董的实际用处。他常对手下人说：“古董为天下之贵宝，价值连城，以之馈赠，可讨对方欢心，换得特别重大的人情；以之，中：售，可换回自立为王、独霸天下的枪械弹药。”

正因如此，所以，他平时对古董就特别留意，甚至连那些看起来非常残破的器物都爱不释手，摩挲把玩不已。他的师部经常有古董商来来往往，有的是来送消息，有的则是买卖古董。在他卧室旁边有两间陈列室，摆放着许多铜器、瓷器、玉器等。铜器、瓷器多系前清或民初仿造前人的；玉器中仅有两件汉代玉璧，较为珍贵；其他多系近代物品。

既然他对古董的喜爱已经达到如此程度，也就难怪党玉琨会后来会做出大规模盗宝的举动了。。不过，喜爱归喜爱，而党玉琨毕竟不是古董商，而是一个妄想拥兵自重、雄霸一方的地方军阀。所以，他对古董的喜好，更多的是出于为自己谋夺更大利益的实际需要——他知道古董能卖大价钱，换回各种各样的军需物资。

党玉琨先在凤翔城内开设了“宝兴城”钱庄，企图借此垄断金融、聚敛军资；后来，他又勾结地方上有名的古董商张九太，在今凤翔县的灵山、宝鸡市的竹园沟一带大肆挖掘古墓，多方搜觅文物，以充军饷。

在党玉琨看来，掘墓盗宝实在是不必费心劳神而又可一本万利的事情，渐渐地，胃口越来越大的党玉琨把盗宝的目标集中在了宝鸡斗鸡台的戴家湾。党玉琨为什么会把盗宝的目标集中在此地呢?

这首先是因为他从和他常来常往的一些古董商的口中得知，斗鸡台戴家湾一带所埋文物十分众多，而且几乎到处都有宝，常常有文物出土。斗鸡台戴家湾地区的确有宝。这是由其特殊的历史地理原因所决定的。

陕西宝鸡，在唐代以前叫陈仓，这里是周、秦王朝的发祥地，也是周、秦文化的摇篮。古陈仓即今日之斗鸡台地区，在宝鸡市东约7公里处，北依渭北平原，南临渭河，历史上称为“陈仓北阪城”。秦文公为了祭祀天帝活动建立的陈宝夫人祠 (俗称娘娘庙)就在这块台地上，所以又叫祀鸡台。

古陈仓在历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这里不仅是周代的重要城邑，而且是秦立国初年的都城，因此，地下埋有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创造的极其丰富灿烂的珍宝，是埋藏文物的一个重要地区。

就在这个地区内，有个名叫戴家湾的自然小村，村北有一条上起贾村塬、南迄渭河，深十多丈、长七八里的戴家沟。据《史记》记载，秦国的秦文公、秦宪公的墓葬就在此地。早在清代末年，这里就出土过重要的青铜文物。当地人常常看到，每逢大雨、大水冲刷之后，便有很多古代文物暴露于土崖边或田土巾，其中不乏上等佳品。人们虽不识其朝代、名称，但都知道那是价值连城的古董宝贝，因而便称之为“宝”。

当时，斗鸡台地方有一个名叫杨万胜的乡绅，此人平日横行乡里，恶贯满盈，民愤极大。后因他私自加派大烟税款，更加激起了当地农民的义愤。因此，一些农民联合起来告发他的罪行，并有人扬言要将他暗杀，为民除害。

杨万胜不由大为恐慌。他找党的马弁、与自己同乡的张志贤给他说情，开脱罪责。之后，做贼心虚的杨万胜得知党玉琨喜好文物，正在四处寻宝，为了寻找靠山，也为了感谢张志贤，即向张透露说： “戴家湾村后大沟里，靠崖处有几个洞，洞里有古董，村里人常常挖取卖钱。如某人赌博输了，没钱还债，就在洞内挖取两件，去西安卖了几十元白洋。在洞内只要动一动镢头，就一定能挖出一些宝物，随便卖个几十、几百白洋都是平常事。你如果派人挖一回，也定能发个大财。

张志贤听了杨万胜的一番奇谈后，感到这是讨主子欢心的—十好机会，于是向党玉琨提供线索说：“在戴家湾村北的一个窑洞中埋有大量古董，只要轻轻一刨，就能刨出文物。” 党玉琨听了这一报告，异常高兴，预感到自己大发横财的时机到来了。因此，杨万胜和张志贤的话，成为党玉琨作出到斗鸡台戴家湾掘墓盗宝这一决定的另一个重要原因。为探明虚实，1927年春党玉琨亲自到戴家湾村进行勘察。他经过一番踏勘了解，就肯定这里的确有宝。

于是，经过紧锣密鼓的周密研究、部署后，场大规模的盗宝行动便在当年秋收以后开始了。

为了探明真实情况，组织掘墓盗宝，党玉琨曾先后多次亲自到斗鸡台戴家湾去实地探勘、访查。

第一次是在1927年春天，盗宝方案也基本上是在此时研究决定的。当时，他一副绅士打扮，头戴礼帽，手执文明棒，乘坐着一辆十分豪华的马拉轿车，众多随从也一律骑着彩饰的高头大马，威风凛凛，派头十足。劣绅杨万胜毕恭毕敬地把他迎到家中，大摆宴席予以殷勤招待。数日后，党玉琨便对戴家湾村的情况已经有了一番仔细的了解，很快打好了盗宝方案的腹稿。随后，他下令找人作计划，并据此选定合适的人员执行其盗宝任务。其具体安排如下：任命驻扎在宝鸡县虢镇的旅长贺玉堂为挖宝总指挥；

委任凤翔“宝兴成”钱庄总经理范春芳为现场挖掘总负责人，此人曾在汉口市坐过庄，对买卖古董颇有门路；

派遣卫士班长、绰号“大牙”的凤翔人马成龙及柴官长、张福、白寿才等四人为监工头目，下有监工员多人。柴官长、张福、向寿才均为宝鸡县人，非常熟悉该地的风土民情，对开展挖宝工作是极为有利的；

另外，还聘请宝鸡当地一个有名的古董商郑郁文做秘书 (人称“挖宝先生”)。此人的实际任务是做挖宝的现场指导员，负责对挖出的各种文物进行整修、鉴定和分级定价。

劣绅杨万胜也对盗宝起了不小的作用，当时盗宝指挥部就设在他的家里。在挖宝行动开始后，党玉琨每次到此查看时，也都住在杨万胜家中，由其负责接待。

党玉琨将以上负责盗宝的主要人马一一安排妥当后，便下令众人准备动工挖掘了。

具体从事挖宝工作的民工，全部是从附近县、区农村中抓来的青壮年。开始时工作量不大，仅靠就近强行摊派就足够了；后来随着挖掘墓穴的面积不断扩大，所需人手越来越多，附近村庄摊派不出，就一下子扩大到了宝鸡、凤翔、岐山三个县的大部分村庄。这样，高峰时一天就有1000余人在埋头挖宝，整个戴家湾都布满了密密麻麻的挖宝人。

从1927年秋到1928年春的8个月中，这支七拼八凑的挖宝大军把戴家湾两旁好端端的地面翻了个底朝天。

在杨万胜的指点下，开工的第一天就在戴家湾东边的一个窑洞里挖出了许多青铜器和陶器，其中有铜镜、铜钫、陶灶等，是一个汉墓的器物。

第三天，在另一处又挖出了一件珍贵的青铜器物，马成龙等人说该物是香筒；但经“挖宝指导”郑郁文鉴定后，说是“觯”。接着，就在这一处坑里又挖出了一件刻有铭文的鼎、一件彝(即簋)和几件残破器物，另外还有戈、铜泡等。

不久，在另一座墓中又挖出了一个大鼎，鼎里面有小羊羔一个，虽然皮、肉早已腐烂，但骨架却完整无缺。

约在11月底，挖出了一个大墓。据参加盗宝的人回忆说，墓壁上还有壁画，内容是大山和牛羊。

画面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画的是：在连绵重叠的大山脚下，有一群羊，在大路旁边放有陶鬲、陶罐；第二部分为群牛，牛有卧有立，牛群中似有一人(剥落不清)。山都画成整齐的大小三角形。牛羊身体各部也不甚成比例，粗有轮廓，形象不准。惟头部栩栩如生，惟妙惟肖，眼睛极为有神。

该画由朱红色绘成，虽多处脱落，大体完好。画面上在大路旁还画有生活用具等，很有可能是当时秦人游牧生活的写照。

这个墓内出土的器物较多，大多是青铜器，有乌纹方鼎、扁足鼎、兽面纹尊等。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这座墓坑里出土了三件铜禁(俗称“铜棹子”)，最大的禁上置有方鼎、尊、觯、爵等两排酒器。较小的一件上放有三件铜器，中间放了一件卣。

这些被挖出土的器物，均造型美观大方，装饰花纹，有些图案画了鸟兽，线条流利挺拔，实为难得的艺术精品。

盗宝伊始便旗开得胜，收获甚丰，使得党玉琨不禁大喜过望。他挖宝的胃口变得更大，气焰也更加嚣张，不但在组织上控制得更加严密，而且在人力上也不断充实加强。这就害苦了斗鸡台地区及其附近的人民，搞得人神共愤，风惨云愁。

被党玉琨委任为盗宝总指挥的贺玉堂，就是前述那首民谣中所说的“活阎王”。他非常残暴，在盗宝前就曾将一个无辜农民用大铁钉钉在宝鸡东面的城门上，把头皮割下来，蒙住眼睛，使这个农民最后竟然活活疼死。

贺玉堂接受了指挥盗宝的任务后，一向专横残暴的他在党玉琨的纵容、庇护下，更是为所欲为。在出工问题上，他派范春芳、马成龙等人出面，召集斗鸡台附近桥镇、贾村、蟠龙、陈仓、长寿、陵原等80多个自然村的土绅予以研究，商议决定了派工人数为600民工，并规定各村轮流出工；如有误工、缺额的，一打二罚，绝不手软。还有一个被抓来挖宝的人，说了几句牢骚话，监工听见后，报告给总指挥贺玉堂。贺立即叫人把这个农民抓来，将其活剥，其状惨不忍睹。事隔多年以后，宝鸡的一些老人提起此事，还痛斥党玉琨、贺玉堂的暴行。

仅就盗掘文物这件事来说，被打伤打残的人就难以统计，这充分反映了军阀的残暴。党玉琨为了挖宝扩充军费弄得宝鸡地区风惨云愁，日月无光。

1927年秋，因村民们大忙农活，工未出齐，“大牙”马成龙就带领手下的监工员们，骑上高头大马挨村催工，对未出工的农民又打又罚。

例如，蟠龙乡大槐树村的农民张十斤因一次迟到，就被罚大洋300元；该乡另一农民因修房一次未出工，被打得头破血流；长寿乡的杨武仅仅因为有一次未及时出工，就被关押了10天之久，直到其家人送给监工员200斤菜油后才被释放出来；为出工的事，马成龙还勒索村民韩培肥猪3头、粉条200斤。

事实上，即使农民按要求准时出工挖宝，在工地上也同样备受折磨。他们必须自带干粮和工具，天未亮就得出工，天黑后才能回去。中午，只有斗鸡台附近的人能回家吃一点饭，稍远点的只能就地吃一点干粮，喝一点水，算是吃了一顿饭。晚上，住在近处的人还能回家睡一觉，而那些外县的则只能一律露宿于村中人家的屋檐下或是土窑洞中。

监工头目整天手拿皮鞭，紧密监视。监工人员对待民工们非常残酷无情。如有点卯不到的，不是用皮鞭猛力抽打，就是罚其头顶砖而跪；挖宝动作缓慢，或因头疼脑热而一时动作不力的，就被监工抽打得头破血流。

特别是那个外号叫“大牙”的土匪头子出身的监工马成龙，对民工更是心狠手辣。他不但性情暴躁，动不动就打人骂人，而且故意找那些家道稍稍殷实一点的民工的碴儿，以敲诈勒索钱物。

韩家崖的农民毛谊，挖宝时在已清理完的土坑中拾了一件很小的铜器。此事恰好被杨万胜知道了，就逼他出了300块大洋，才算了事。党玉琨、贺玉堂等人还非常阴险狡诈，对民工们防范森严，措施极其狠辣，经常使民工无端受屈，惨遭不幸。

挖出的宝物都被暂时存放在杨万胜家中，并派专人严加看守；以防有人偷抢。

有一次，一个名叫杨根满的看守在偷盗了几件宝物后远逃他乡，因一时弄不清情况，他们就怀疑这是另一个名叫杨冬满的民工所为。其理由仅仅是因为杨冬满曾经在杨万胜家打过长工，路径很熟。在这种无端怀疑下，贺玉堂就命人将杨冬满活埋，以达杀一儆百的目的。幸亏杨冬满的哥哥及时赶到，把他从土中刨了出来，才得幸免一死。

人们对党玉琨、贺玉堂、马成龙等人恨之人骨，当时就编了不少民谣反映和控诉他们的罪行。如：

“大牙来催工，鸡犬不安宁；壮年顺墙溜，老人发叹声。”

“风翔范春芳，宝鸡贺阎王；杀人不眨眼，倾家又荡产。”

但是，党玉琨、贺玉堂、杨万胜等人却根本不理会民工的死活，而只顾挖掘出更多的宝物。从1927年秋天到1928年7月，在历时8个月中，不仅把戴家沟两旁好端端的地面翻了个底朝天，挖下来的土把偌大的一条深沟也填平了。

为了虚张声势，凑热闹、显排场，贺玉堂还特意请了几台大戏和皮影戏在工地上接连演出了三个多月，以壮声威。大戏台下和整个村子的角角落落中，都摆满了关中民间的风味小吃和日用杂货。由此也不难看出当时的“空前盛况”。

斗鸡台与其他各处盗攫所得古物被迭次运回凤翔城后，均先置于周公馆第二进院内的大房及阁楼上，由郑毓文负责鉴定筛选。凡破烂不堪者另行堆放，完整者则按类排列，分别清洗除锈、造表登记。为防止意外事件发生，党毓昆特派亲信卫士随儿、番儿、李顺儿、党景铭等轮流带人昼夜守护，规定除郑毓文外，其余闲杂人等一概不许人内。

出于对古物的偏嗜，党毓昆本人也参予了清洗除锈，遇极精之品，往往通宵达旦。一次因全神贯注清锈，以致油灯烧着他头上戴的水獭皮帽子而他竟全然没有察觉。对带有铭文的铜器，党毓昆更情有独钟，常择一、二置于床头案几，一边吸大烟，一边用烟签指划铭文与《西清古鉴》等古籍对照识读，未几技艺大进，凡生僻之器，皆一一辨识无误。

为收藏、售卖之便，党毓昆还听从郑毓文建议，在凤翔城中赶制专放古物的木箱及皮箱三、四百口.箱外附贴标明盛放器物名称、类别、编号的标鉴。大约在1927年九、十月间，西安古玩商苏少山联系上海古玩商钱锦涛等人欲买斗鸡台盗掘之器，当时因对方提议先看照片后再议价，党即命凤翔城内唯一的一家照像馆为这批器物中之最精华者摄影照像，每器均放大成一尺二寸大小，下用毛笔书写器名。对有铭文之器，也依郑毓文建议请党部一名年青副官草草临摹，其后亦一概摄影放大。这些照片洗印后除交党毓昆本人一套外，其余所印数套先后为临摹铜器之副官与郑毓文等人所得。凤翔城破后，党毓昆与这位副官①下落不明，郑毓文则将所藏照片保留至1928年10月前后，于驻凤翔的赵登禹部为搜寻党部遗留古物，缉拿他时全部焚毁。

在积极售卖的同时，党毓昆还将部分器物赠送给部属友好以及上司。如送给贺春轩玉戈一件，送给刘乐天料鱼片两个，送给韩清芳白玉炉一件。

冯玉祥率部解西安城围途经乾县、礼泉一带，西安城外陕军各部纷纷派人与冯联络，贺春轩亦力劝党毓昆将所掘之恺甲、戈、矛、鼎、彝之器贡献于冯一部分以示友好，遭党严词拒绝。

1927年4月，冯玉祥任岳维峻为国民联军南路军总司令，统辖陕军各部，党毓昆所部因而被编人南路军第二军。同年年底岳维峻率部出关进攻直系吴佩孚，党毓昆以凤翔经营多年，不忍放弃，仅派所属吕振斌(勇芳)之第二旅随岳出征，自己仍拥兵自重，遂遭冯玉祥忌狠。不久冯部接踵剿除麻振武诸部，搞得陕军各部如坐针毡，人人自危。为保全势力，党毓昆听从参谋长曹耀南建议，积极与远在南阳的岳维峻联络，求其支持。是年腊月，党命郑毓文挑选鼎、簋、卣、斝各一件附信派人送给岳维峻，岳立即派一名副官率一排武装化装成便衣，从卢氏、商洛一带沿秦岭进至凤翔，送给党毓昆手提机关枪二十挺、水机关枪十挺、山西造圆盘机关枪与各式子弹若干、南阳绸数十匹。来人并带岳维峻致党毓昆帛书一封，缝在副官身上所穿的烂棉衣领子内，拆信时党部高级军佐与郑毓文等人均在场。据郑毓文回忆，信系用毛笔书写在一方白绸上，字大径寸，内容如下：

宝珊师长我兄大鉴：

别来无恙?春轩、耀南、怀芝并各兄均好。前送古物鼎、簋、卣、斝并手札一纸均收悉，谢谢！

兄于戎马之中，酷爱鉴古。闻斗鸡一地多有古物出现，此皆吾兄之功矣。今弟率各部盘桓出关，实皆不得已之事。望兄万勿轻举妄动，死守凤翔以御外侮！如能为陕军保一食之地，则万幸也！

弟岳西峰拜启

党毓昆收到岳维峻所送武器及书信物品后，信心大增，立命部属整治城防，矢志固守，同时复函岳维峻，誓死守卫凤翔。另送银元五千，斗鸡所出两周古玉数件，均分别装在五口皮箱内，交岳维峻副官并来人顺原路带回南阳。

党毓昆频频赠送古物予僚佐、上司之事传开后，引起妻妾、亲属的骚动。其三太太马彩凤之父马应珍见状，力促女儿申通收买负责盗掘斗鸡台的刘差官长，将四件铜器〔卣一、鼎二、觚一〕装人木箱，偷运至娘家。事为郑毓父知晓后告知于党，党大怒，将刘差官长拘押拷打，又派人至龙单村搜交全部器物，酿成一场不小的风波。

三太太马彩凤偷拿古物的丑闻暴露后，秦贵社(党毓昆军中秦腔剧团)社长张贵民立刻差人告知暂居高陵的党毓昆二太太——党部卫队团团长张彩霞。张乳名莞儿，蒲城武店人。因平日喜穿一双白绸布布鞋，故江湖上一盖呼其为“小白鞋”。其行为放荡，与名旦张贵民长期私通，得张耳边风后，即与党毓昆在周公馆内大闹，逼党交出景福宫玉佛、黑漆古青铜双甗、铜鼎、铜爵以及明代宫灯、宋代瓷器等数百余件，强行运回凤翔城内住所(张与党分住两地)。适不久张贵民病故，张旋藉为张送葬及回归故里(富平党里堡)修建别墅之名，将这些古物连同大批银元、烟土一起秘密运走。沿途分别埋藏在高陵通远坊天主教堂、富平党里堡、到贤镇西仁义坊东王堡、界首北堡等地。另有人云张另将极珍之品秘藏于张贵民墓中，但不知是否属实？以上诸事，张扶万民国十六年(1927年)七月初九日《在山草堂日记》曾隐约记道：“……党跛子之妇号二太太者，蒲城人，骑马持枪，悍同其夫。尝宠一优人，为之娶妇。优人死，逼所娶之妇殉于墓中。又以护兵数人为面首，后皆杀之。今日为营(团)长，有兵一营(团)归其指挥……”。

妻妾争相逼索古物之事，使党毓昆对这批古物尔后之处境遭遇忧心不已！为妥善行事，他在积极寻找买主的同时，又先后多次召集贺春轩密谈计议，大约在1927年之冬季，遂将最精之品秘密埋藏于凤翔城内某地。其详细经过，贺春轩在建国之后有准确回忆。他说此次埋藏是在一个大雪纷飞的深夜中秘密进行的。参加者除党、贺二人之外，另有党毓昆最可信任的一名贴身卫士。埋藏地点由这名卫士指引，定在一处空院内的防空洞内。该洞漫道长约百米，顺漫道下去，于最深处一侧洞壁上再凿暗洞一处，计将斗鸡台所掘大铜禁上十一件珍贵器物全部藏储于此，次日黎明后再命兵士将这处防空洞全部用土塞实，不留任何蛛丝马迹。

凤翔城破之后，很多人均疑党毓昆在固守期间对珍贵古物有所埋藏，但多系猜测，没有确凿证据。其后宋哲元特委赵登禹用心寻觅，不得有误！赵接命令后，压力颇大。为完成任务，他派人捉拿郑毓文，想从郑身上打开缺口，岂料郑对党毓昆秘密埋藏之事一无所知，一味只是信口开河地胡乱指点，致赵部四处开掘，白费了很多力气，军佐兵士均恼怒异常！幸而其后于凤翔城内一家鱼姓住户的石榴树下挖出一个特大的铜鼎以及其它器物，大家才得安生。

“自作孳，不可活”。党玉琨在宝鸡大肆盗宝，聚敛财物，势力逐渐扩大，很快就引起了冯玉祥的注意。加上在盗掘古墓的过程中，党玉琨等人残酷欺压百姓，作恶多端，引致天怒人怨，民愤四起，更使冯玉祥感到必先除之而后快。

1928年5月，时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总司令的冯玉祥，命令第四方面军总指挥宋哲元率领所部三个师、一个旅，共约 30000人马，围剿凤翔城并收缴党玉琨所盗的大量珍宝。

宋哲元领命出征凤翔，他在城外对守城的党玉琨军队说：“我这次来攻城，只限三天，究竟是降是守，由你们自己选择。”三天后，双方开战。由于凤翔城池坚固，宋哲元猛攻了两个月也没能攻破。随即，宋哲元又请准冯玉祥，从山东、河南调遣张维玺的主力十三军3万多人参与战斗。宋、张二部合力作战，在凤翔城东南角采用爆破手段炸开城池作为突破口，才终于攻克了党军的防线。宋哲元亲自督队，在硝烟弥漫中冒险冲人城里，经过短时间巷战后，大获全胜，占领凤翔。党玉琨在凤翔东城墙下被击毙，其所部官兵被全部资遣。这次战役，在《西北军志略》一书中有比较详细的记载。

党玉琨盗墓所获的宝物，一部分放在他卧室的万宝架上，另一部分放在他二姨太张彩霞的居室，大部分重要的器皿则藏放于一个秘密库房里由卫兵看守。党玉琨全军覆没后，宋哲元对匪首小白鞋二姨太张彩霞进行了旷日持久的审问，逼迫其交待出高陵通远坊天主教堂，富平到贤镇西仁义坊东王堡、界首北堡等藏宝密地，顺滕摸瓜，皆有所获。其中天主教堂青铜方甗、隋代玉佛等藏于一地下室内，启掘时另发现满装银元的板箱十余口。在东王堡与界首北堡，主家王宏模与张新胜以往均系党毓昆夫妇之密友，埋藏时曾指天发誓，场面颇为壮观。今见事败，遂抢先下坑，各自指点密室，启掘满装古物、银元并烟土的板箱五十余口，这些板箱外底盖均用木板垫支，然后再用麻绳来回绑缚，每口板箱顶部均用白纸书写名称、号码，其上加盖“国民革命军南路第三军第一师司令部”大红方印。

除以上藏地外，宋部还在党荔堡进行掘挖，因党毓昆家人已获悉消息，暗做准备，致宋部毫无收获。五年之后，党毓昆之养子党天成通过其岳父李世奇之手，将一件铜匜卖给胡景铨，得价现洋两千元。三十年之后，党毓昆之表弟秃子六昌又将宫灯一幅，玉器数件售于古玩商，获价可购土地数十亩之多。以上诸物据安峥地、何彬斋⑨等当地耆老言讲，谓皆为小白鞋密藏之物。

在确认小白鞋所知全部藏宝线索被勒索净尽后，宋哲元即命军事裁判处公开审刑这位女匪首，以盗挖圣贤坟垄等罪判其死刑，在西安北门外立即执行,这些宝物全部落到宋哲元的手中。

1928年9月，宋哲元将所获珍宝全部拿出，在西安新城四面亭军部展览一天，以饱攻打凤翔部属的眼福。随后，他令军法处长萧振瀛带兵将宝物悉数押送至西安军部。此后，这批十分珍贵的宝物便开始了戏剧性的流转和散失，并因此而大大受损。这批珍宝运抵西安后，宋哲元先是派人到芦真照相馆请摄影师为之全部拍了照片。接着，他又请懂得文物鉴定的薛崇勋在新城光明院逐件进行了鉴定。

宋哲元将这些经过鉴定的珍宝的一部分，首先送给了上司冯玉祥。冯玉祥所得的水鼎，全国解放后由其夫人李德全捐献给了故宫博物院。

其余归宋哲元所有的大部分珍宝，在他离开西安时由小老婆和当时赴天津任市长的萧振瀛带到了天津，存放在荚租界的宋哲元家中。后来，通过天津的古董商将其中一部分卖给了外国人。

日本考古学家梅原未治在《东方学纪要》一书中说： “宝鸡出土的铜器乃是在纽约的中国古董商戴运斋姚氏(叔来)．从天津买来。姚氏说，党玉琨在宝鸡盗掘的铜器首先归于冯玉祥之手。又闻，曾为波士顿希金氏藏的告田觥(现藏香港)，也是通过在纽约的日本古董商购白天津。”

在这段话中，除了将“宋哲元”误为“冯玉祥”外，其他内容都是确凿可信的。由此可见，党玉琨所盗得宝鸡斗鸡台的珍贵文物，实际上大部分是由宋哲元及其手下萧振瀛运抵天津后才开始流失出去的——包括现在在美国、日本、英国及香港的宝鸡斗鸡台珍宝，大多都是由此而流失海外的。这使祖国的珍贵文化遗产受到了不可挽回的损失。

党毓坤，这个瘸腿军阀曾盘踞凤翔府前后达十二年之久[网说，党在凤是1917~1928，我手头无书籍资料可查]，把咱凤翔百姓可没少祸害，横征暴敛，欺男霸女，挖墓盗宝，瞎的没沟子窟窿。百度一下，有关党拐子的事迹记述并不很多，他毕竟是个小军阀嘛！做为凤翔人，或多或少听过党拐子的零星故事，这里我再补点听来的。

一，党拐子的队伍当时并不全驻扎在县城，那么多人那么大点县城，也容落不下，所以，在城周边条件好的村堡也驻了不少，这也是军事防御的考虑。三岔堡子在城东南10 里地，号称“三岔堡，赛过府”，党拐子的一部分就驻扎在三岔。外爷家人少房多自然就被军队征用，当然，他们不管你愿意不愿意，高兴不高兴。

外爷在虢镇宝鸡打理生意不常在家，算是场面上走动的人，不论堡子驻军的头目还是兵娃子见了外爷还算客气，张口掌柜闭嘴东家，外爷同样也是老总长老总短地二尺五给多戴些，相安无事。当然，更主要的是经常拿点碎银多打发打发这伙人。

外爷讲，拐子的队伍瞎但不骚扰堡子的人，毕竟穿的制服不是土匪，况且道上的规矩是兔子不吃窝边草，犯坏做瞎事都在外边。

有一次外爷上凤翔城办事，在街上碰见几个堡子住的兵，手里提着个笼子上面盖块布，和他打招呼。

“王掌柜，吃了吗？”

“事办完上朋友家吃去。”

“来，给王掌柜先吃个豆芽菜。” 说着，当兵的揭开笼布，外爷一瞅，我的天爷，笼里盛了半笼的耳朵，全是女人的。耳朵上都戴着耳环或耳坠子，黄的白的，血红绿拉的，把他当时就吓的不知所措，呆立一旁。当兵的顺手拿起一个就往外爷手里塞，外爷连忙推让，老总你忙你忙，我先走一步，尔后仓皇逃离。

外爷对母亲说，党拐子的兵多来自东府一带，口音和咱这里不太一样，凤翔人叫“省哒缘口音”。那几个二球兵蛋子和我开玩笑，差点把我给吓日塌哩。

凤翔百姓把党拐子的队伍叫“二军”，把后来破城的冯玉祥部队叫“一军”，说一军好，二军瞎。

二，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外婆得痨病[肺结核]去世，当时，母亲16，大舅11，小舅4岁。外爷无奈雇了个50出头的老妈子给姊妹三人做伴带做饭。老婆姓刘，萧史宫人，晚上睡在炕上，常常给母亲讲她坎坷的一生，刘老婆说她在民国十几年给党拐子的二姨太奶过孩子并经历了一军破凤翔城。

党拐子有三个女人，刘老婆是给二姨太张彩侠生的孩子当奶妈。党娶的三姨太是凤翔油担村人[音，母亲也不知在哪]，三姨太有个哥便像杨玉环的国忠哥哥做国舅那样，当上了党毓坤的副官，神气地很。她在二太太身边时间不算短，却很少见党拐子，只见过一面，是二太太生病了党过来看望，党平时住在三太太那里。刘老婆说，党毓坤走路一颠一颠，看似一条腿长一条短，但颠得不很厉害。

党的司令部设在城里周家Xue[音，横的意思]巷的周家大院，就是东大街张家巷[毡匠巷]和文昌巷中间连接两巷东西走向的一条巷子，因周家的府宅在此而得名，二太太和随从丫鬟佣人等一干住在周家Xie巷的另一处院落。二太太是个半大脚，刘老婆听说她管着一营人马。二太太长的俊人也攒劲，架子大，脾气瞎，尤其是对下人。给她专门梳头的丫鬟不小心带下一根头发，左右耳光劈头便打。当时的凤翔没有水厕，包括有钱的周家都是土茅坑，二太太出恭有专门的座椅，丫鬟一个端椅一个搀扶，驾势[音Si]大的没边边。

军阀土匪脾气大，做太太的也牛皮，这不难理解。刘老婆说，搞不明白这怀里吃奶的碎崽娃咋也和娘老子一个怂样样，奶妈不小心哪哒莫弄合适，抓、咬、掐、吐[奶或饭]齐上，她脸上左血道右血痕，经常是旧疤未好添新伤。

刘老婆讲，一军攻城攻了几个月，不知道党拐子当时住哪，二太太带着他们搬到了西街监狱，因为那里墙又高又厚，还有个地下室能藏身，城外飞进来的炮弹轻易伤不着。破城那天天气已经很暖和了，好象槐花已经开了。突然，听到大街上有人喊--------一军进城了，一军进城。。。。。你莫见二太太那样子，平时走路都要丫鬟扶着，耍架Si。这时，不要人搀也不叫人扶，连颠带跑就钻进了地窨子。我记得二太太穿皮鞋的跑步声，Pia 、pia、pia、pia，就像把驴惊了似的。时辰不大，一军的人就撵到我们藏身的这个院子，对着地窨子喊：“里面的人出来，不出来就朝里丢炸弹。”二太太乖乖地举着手，一出来就被一军的人绑了押走了。我们这些下人这会也没人管，赶紧往外跑。大街上乱的不成样子，开铺子摆地摊的东西撇的到处都是，卖果木的水果干果满街乱滚，洋线洋布整捆就撂在地上没人拾，人全跑了。母亲天真地问刘老婆，那你咋不拾点线和布呢？我的爷呀，那会谁还顾得上这个，光想着往城外跑。

刘老婆说二太太被一军弄到西安，后来给整治死了。西安有个“亮宝楼”，一军的人给二太太身上不知涂的啥药水，放在“亮宝楼”上展览哩

党氏名人之一党怀英（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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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氏名人之二党崇雅（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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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氏名人之三党还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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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氏名人之四党蒙（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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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氏名人之五党湛（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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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氏名人之六党成（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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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氏名人之七党国柱（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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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氏名人之八党以平（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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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氏名人之九党茂（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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